淺說深度生態學
作者：潘朝陽 台灣師大地理系教授
在工業化和科技化的作用下，人類對環境生態的干擾、扭曲和破壞之程度逐日深重，但長期未能引起人類警覺。一九六〇年代開始，生態問題才逐漸引起學術理性的關注。一九六二年，瑞秋·卡森女士（Rachel Carson）的名著《寂靜的春天》問世，此書標誌了『生態學時代』的誕生。一九六八年學界和企業界合作在羅馬成立『羅馬俱樂部』，召開環境議題的國際會議，開竅了全球的環保意識，一九七二年聯合國舉行首次全球的『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提出『只有一個地球』的環保口號。至此，我們的地球才可說正式地進入了正式生態課題和倫理的世紀；環境生態現象，已是當代及未來全人類的共命，討論的層次已升上於本體存有論以及宗教道德的境界。世界各大教莫不在這樣的重大議題上表達或建構了它們的觀點，儒家作為人類大教之一，實亦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責任。
地球生態的污染和破壞，已經十分嚴重複雜，大體區分為八種，即：大氣污染、臭氧層破洞、氣候變暖、淡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滅絕、森林的急劇減少、環境的公害。如此多層次和多元的生態異變，牽涉的已非單純單一的環境現象，而已是生態系整體結構與功能的問題，同時這也已不是單純的生物學上的意義，而已是人類全體的『天人倫理』的意義。它不僅僅在科技層面，更在道德層面。因此亟需本體存有論的『立法』。
『深度生態學』（deep ecology）由挪威哲學家昂·納斯（Arne Naess）首創于一九七〇年代，其精神強調整體主義的世界觀（holistic worldview），『總體』層次高於『部份』。相對於『淺層生態學』的以人為中心的觀點（anthropocentric），深度生態學則以生態本身為中心（ecocentric）；前者是以工具性看待環境生態，後者則以環境生態本身為存有主體。復次，其有一種深層的精神悟解，此即是其『生生不息』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更特別強調『女性、母德』的精神性（feminist spirituality）。這點十足與儒家『生生易神』即『坤道』哲學，具有本體存有論睿智的會通之機。
深度生態學主張幾項生態基準（ecological platform）：（1）富有繁賾的地球全體生命，其價值獨立於人為做作的目的之外而內在自足。（2）人類無權爲了自身的目的而任意減損全體生命的富有和繁賾。（3）就人的生機和文化本身的茂盛繁榮的發展而言，或就全體生命的茂盛繁榮而言，均必須減少人口數量。（4）政策必須改弦易轍，因為政策影響基本經濟、技術、意識形態結構；發展性的政策往往破壞生態甚鉅。（5）人類應注重生活的品味素養而不可再一味追求物欲取向的生活標準。實踐上述生態基準，人類歸依深度價值的文明與生活，地球才有前景。
儒家《易傳》提出乾坤並建合德的生生至建之本體存有論，主張創建性的天地之德，永續無竭、生機盈沛、循環回復、進進不已；自然生態如是。而在這個基准上，創建出與天地之道諧和相融的文明大有之人文生態世界。這個生態系統是自然與人文之道相貫通為一體的，子孔子、孟子始以迄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均以『仁』說之，特別凸出天與人共有通達的『覺潤』、『健行』之德；『參贊天地之化有』是儒家的基本生態倫理，雖然，卻必是以『覺潤』、『健行』的仁心仁體參贊之。乾元仁德為首出義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生態學，確實可以經由當代的創造性詮釋而與深度生態學對話會通，而共同拓展擴充人類的生態倫理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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