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奠儀在朱熹生活中的開展
殷慧
前言：2009年8月6日-13日，我有幸參加了由臺灣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組織的「朱子之路」研習活動。7日上午我們到尤溪參觀朱熹誕生地。傳說在朱熹出生那天，屋前屋後兩山起火，他的父親認為此乃祥兆，給孩子取名「熹」，喜火之意。我聯想到，朱熹終身對學術的熱情不正是如同不熄的火焰一般總是在熊熊燃燒麼？還有他那剛烈略顯暴躁的脾氣，不是也讓人容易聯想到火麼？
南溪書院內的朱文公祠堂略顯簡陋，陳設也有些雜亂，朱熹坐著的塑像居中，後有孟子和孔子像。塑像前有橫條香案和豎條桌擺放祭品，呈「T」字形。黃榦和陳淳塑像居西東向，魏了翁和真德秀居東西向。外西側牆壁上懸掛李侗和朱熹像，外東側牆上懸掛楊時和羅從彥像，這樣的陳設是否合適呢？我一直心存猶疑。
8號黃昏我們來到滄州精舍（考亭書院）舊址。我坐在文公祠前，遠遠地望著眼前的河流和新興的葡萄園，注視著文革後從河中打撈起來的斑駁而滄桑的牌坊，體會著當年朱子在朝議政受挫後回到滄州的悲憤之情，默想當日朱熹與陳淳等弟子在滄州精舍中讀書論道的簡單生活，想像著朱子決心重振學術、鄭重舉行的釋菜之禮儀，種種心情糅合在一起，終於迸發為是晚如何重建書院的建議。
9日來到朱子墓前，是緊張而又興奮的。興奮的是，過往讀朱子之書，而今可以見「朱子其人」了麼？可以與朱子有一段心與氣的交流了嗎？緊張的是，朱子向來重視禮儀，我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他的崇仰之心呢？我看到建陽市農委的朱劍峰副主任提著香燭往裡走，我立刻跟了上去。來到墓前，我鄭重地行了跪拜禮。後來的學者陸陸續續上來，我幫著點燃香燭，分發香，香灰掉在我的左手腕處，不及撣落，已起兩白泡，留下了紅紅的印跡。朱子若在，會如何審視、評價我今日的表現呢？
10日來到武夷山的水簾洞前，我暗暗驚喜：這裡的三賢祠獨得此勝地，後有堅實的山壁為屋，前有垂直落下的水簾為屏，儒家的聖賢應該可以欣慰一笑了吧。老師們都說，這是一次朝聖之旅。的確如此，我很高興能有這樣一段時間，能夠在八百多年後的空間裡再度與朱子能夠進行精神的互動與交流。歸來此情仍不能已，追溯朱子當日對道統的重塑，對周敦頤的景仰以及自身對祭祀先師先聖禮儀的關注，或許可以間接解答我內心的困惑，也以此回饋研習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釋奠（包括釋萊）是中國古代學校的一種祭祀先聖、先師的禮儀制度，它最初盛行於各級官學中。宋代書院形成後，釋奠儀又成為書院制度的組成部分之一。朱熹作為孔門聖學的繼承者，自然把祭祀至聖先師的禮儀制度作為自己的神聖義務，將釋奠儀的身心實踐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
作為地方官員，朱熹很早就參加州縣孔廟釋奠活動。同安任上，朱熹開始潛心考訂釋奠儀,決心重振儒家祭祀禮儀。鑒於當時釋奠儀舉行時官吏舉動多不中節，神情不端莊的現象，朱熹嚴厲地將釋奠時不遵守禮儀規矩的人員屏而去之。朱熹通過釋奠儀的制定力求使執事學生朝夕練習，避免容節謬亂、儀矩闕疏，做到臨事從容中禮。
為保證釋奠禮的準確無誤，朱熹認真討論了當時頒行的禮書。由鄭居中等「奉敕」撰寫的《政和五禮新儀》，徽宗趙佶曾親自作序頒佈推行，但朱熹認為其出自眾手，多有前後矛盾和疏略不備之處，他專門寫了一篇《民臣禮議》指出州縣行禮有「五不合」。朱熹察覺到當時禮典的頒行、實施之間有很大的漏洞，禮儀典制沒有專人管理，而是委託吏官，禮儀的頒行宣佈不及時，州縣難知或不知；平時不習禮，臨事倉促不能盡禮，朝廷又無以督之；古祭器難知，現行禮器不合古制；參與禮典的人大多無祭服，不應禮典；朝廷所撰禮典，亦有前後矛盾、疏略不備之處。針對行禮不合的五個方面，朱熹亦有「五說」舉而正之。
就釋奠禮而言，朱熹認為「釋奠從祀所用器物」最多，必須首先滿足此用，且一州一縣必須配備。而且要「自為一庫」，妥善保管並慎重交接。同時，朱熹認為祭服應該以《政和五禮》為准，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所穿衣服應當補器配置，「使皆為古禮服」，並且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餘祭用人吏，讓釋奠儀式與其他祭祀禮儀區別開來，以顯敬重先聖先師之意。最後朱熹考定釋奠儀之失，並且認為可以「更加詳考，離而正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從朱熹的議論來看，他對舉正釋奠禮儀滿懷信心。朱熹認為釋奠儀式的準確無誤以及祭祀人員的恭謹嚴肅是能夠與祭祀物件進行精神溝通與交流的必要條件。因而不遺餘力地關注釋奠儀式器物的保管、盛放，以及人員的培訓，以保證儀式順暢地進行。
1179年3月，朱熹受命南康軍州事。上任後他開始修復白鹿洞書院。次年3月18日，白鹿洞書院建成，朱熹率賓佐、合師生一起恭修釋菜之禮，告先聖，以顏回、孟子配享。此月，朱熹申乞頒降《禮書》與增修《禮書》。當時朱熹在軍學，沒能查到《政和五禮新儀》，因而在釋奠儀上有不少困惑：
1.朱熹不清楚殿上兩廊從祀人員的神位和名號。考慮到從祀對象往往近百余位元，人員眾多，祭物有限難以遍及；加之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不能一一分獻，朱熹認為與其這樣不能極盡誠意，還不如允許州學免祭兩廊諸位，以使事力相稱、儀物周備。
2.在朱熹能夠看到的儀注中，他發現原本在南宋已經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的指揮並沒有及時反映在州縣州縣的釋奠行事儀中。朱熹認為這會給奉行者帶來疑惑，希望能夠申明改正。
3.朱熹發現當時所用釋奠陳設儀有誤，將「犧尊、象尊」誤為「著尊、犧尊」。今天我們檢《政和五禮新儀》，也不得不佩服朱熹的細緻和敏銳。另外朱熹對釋奠祭祀陳設的六尊擺放方位和數量還有質疑。
4.朱熹還想知道《政和五禮新儀》有無歲時祠祭。希望能夠參酌唐《開元禮》，確定釋奠儀開展的時間。
淳熙六年（1179）10月20日，齊慶胄提到靜江府劉焞申乞造行禮冠服，朱熹申乞檢會禮制行下。在講學時，朱熹還以釋奠儀拜祭的方位問題進行策問。在及閘人討論時，朱熹疑惑：「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1195年在給餘正甫的信中，朱熹還在詢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為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種種情形表明,朱熹一直希望能夠準確實施釋奠禮儀。
紹熙五年（1194）五月朱熹赴潭州，任湖南安撫使。任職期間，曾發佈《約束榜》，明教化，請求別造祭服。後來朱熹考正釋奠禮儀，作《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成，行下諸州。朱熹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包括：《申請所降指揮》（淳熙六年（1179）八月）、《淳熙編類祀祭儀式指揮》、《文公潭州牒州學備准指揮》、《州縣釋奠至聖文宣王儀》、《神位》、《殿下兩廡神位圖》、《禮器圖》、《附錄》，「其所行儀節，大抵采自杜氏《通典》及《五禮新儀》而折衷之。」在給黃灝的信中，朱熹談及釋奠儀及其濂溪祠的建設，認為「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緊要，然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系亦不輕。」這表明，在朱熹的思想中，釋奠儀的嚴格整頓和先賢祠的建設都是關乎人心政體的大事，因而值得大力推崇和發揚。
1194年12月13日，朱熹滄州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滄州精舍此次祭祀與白鹿洞書院初成時舉行的釋菜之禮意義有所不同：白鹿洞書院釋奠還具有官方祀典色彩，而滄州精舍釋奠則完全是書院的私人祭祀。從儀式上來看，與州縣釋奠儀相比，此次釋菜之禮非常簡單。但從所祭祀的物件來看，其中蘊含著朱熹對道統內涵的重新認識。作為私立書院祭祀先聖先賢的一個開始，其意義卻不可小覷，這表明朱熹在朝廷禮儀討論受挫後，決心帶領生徒研禮、習禮，重振學術和道統。
關於配享物件，朱熹以為「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朱熹在祝文中說：「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這表明朱熹一方面將在《大學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中關於道學傳授譜系結合起來，認為道統可以追溯至伏羲和黃帝，爾後孔顏曾孟得以發揚光大。就宋代而言，繼承道統的有周敦頤、二程、邵雍、司馬光、李侗等，朱熹認為這些均是道統的繼承者。同時朱熹將自己的老師李侗作為從祀對象，將其與孔顏、周、二程相比，則是通過禮儀的形式彰顯自己作為道統繼承人的合法性。朱熹的這一敘述比之前嚴格的伊洛傳承譜系更具有開放性。
慶元元年（1195）1月5日，因長沙邵囦請求刊刻《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朱熹題跋記述平生振作釋奠儀的始末，並發出感歎說「使知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隨後朱熹得到楊王休從四川寄來的先聖、先師木刻像，發現其坐姿正是南宋時已通行的跪姿，於是考證釋奠儀中塑像的來歷及其姿勢，作《跪坐拜說》、《周禮太祝九摻辯》。後來朱熹又多次言及關於塑像姿勢的考證。朱熹在考察釋奠儀制上非常強調兩點：（1）釋奠儀的確定應該以禮書為依託，分析源流、斟酌得失、明辨謬誤，最終目的是切於實用且合乎義理。（2）官方祀典與書院祭祀可以並行不悖，但也應稍有分別。官方祀典應該合乎規範，書院祭祀應該參酌古今，以求其當。
朱熹還十分重視考究釋奠禮儀中畫像中的冠服。1173年朱熹得曲江濂溪象，認為「比舊傳南安本殊豐厚精彩」，表示願意採用新畫像。1176朱熹與劉珙論及程顥冠服事。朱熹當時對各種版本的先聖像頗為留意，對於流傳的二程先生以及邵雍、張載的畫像朱熹也很關注，對於畫像中人物神采以及所著衣服朱熹非常關心。朱熹認為作為立於學校祠堂的畫像，人物著裝不宜使用野服，而應採用根據禮法規定的不同等級的服飾——法服，或追用其平生冠服最盛者也可。對畫像冠服的關注，顯示了朱熹對祭祀物件的尊崇之意和強烈地欲與祭祀物件心契之的願望。王過曾描述朱熹晚年在滄州精舍教學授徒著濂溪畫像之服的情景：「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闊袖皂褖，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
總之，無論是從為官時對釋奠儀的關心與整頓，對先賢祠廟的建設和鼓勵，還是賦閑奉祠時對畫像的關注，朱熹一生都在致力於實現義理與考證、思想與行動的精密合一。（殷慧: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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