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外王思想在公民社會的實踐問題
前言
宋明「既內在又超越」的義理之學，到了清初受到許多責難，「通經致用」成了新典範，如黃宗羲力倡「學貴履踐，經世致用」，顧炎武主張「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而王夫之則精通自然之哲理之外，更推向人事社會之變。清初三大儒宏闊的氣象，當然不是向內退縮的一般宋明儒所能企及。
清初大儒對義理之學的批判，主要在外王層面著墨；諸大儒之後，辯論的重心轉至理欲問題，如戴震不滿朱子天理人欲說，而發揮其「理在情中」的思想。前者對宋明儒的批判不盡然公允，宋明大儒程朱或陸王對外王問題並未回避，甚且有清初大儒所不及處；後者則不再以外王問題為重點。
朱子思想原是「修己安人」，安頓生命、圓滿德性主體的學問，在清代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成了士子晉身的敲門磚，朱子真面目全失，以致於反對理學者可以振振有詞的指其無所用於人間，如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段嘲諷理學家的話：理學可以當飯吃，當藥醫?對於理學末流來說，紀昀的話不無道理，但對宋明大儒來說就不能成立。
朱子之學不只是空談，還可以當飯吃，朱子興辦的「社倉」極為成功，從興辦到朱子過世不知養活了多少人，到現在仍可作為NGO的學習楷模。其次，朱子是賑災專家，在九年的為官生涯中，無以計數的餓殍因朱子的籌措而存活。這是儒學經世思想的具體內容，是儒家外王不可或缺的實踐。
在現代的公民社會中，若要讓儒學能成為時代的領導思潮，儒家的外王思想須獲得足夠的重視，且須賦予新生命，否則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也會像過去在專制時代一樣，在面對壓迫性的體制前顯得軟弱無力。
一、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從封閉的專制社會走向自由化的資本主義過程中才有的現象，在專制社會，政治幾乎等同於一切，民間的自主團體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話，也是受到政治力的絕對控制。歐洲在走出中世紀後，一些民間組織如教會、商業工會、新聞機構、學校、學術文化團體、俱樂部、政黨等紛紛興起，這就是所謂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有兩個點：1.能表現公民意志與利益的非政府組織及機構2.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個人及組織。
公民社會雖然表現了它的獨立性，但也多少和傳統社會重疊，這是一個各種勢力競逐的領域。葛蘭西(A.Gramsci)認為在中世紀，政治社會就是一切，但在現代的國家中，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有一定的比例，公民社會是整個國家及政治社會的基礎，政治社會就像戰場中最外緣的壕溝，但公民社會是壕溝之後的最堅固堡壘及工事。
葛蘭西所謂的公民社會是文化─意識形態關係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中統治者取得文化霸權，而與之競爭的革命階級也試圖在此領域取得文化霸權。
中國古代處於前公民社會，類似的組織存在於村社、宗族公田、義田、書院、鄉約、行會等等，這些團體主要是以收族、明人倫、敦教化為主，行會雖是以利益結合，但在抑商的傳統政治之下，無法成為有意義的壓力團體。
黃仁宇先生《中國大歷史》一書中說，宋朝的儒學不是西方的文藝復興，雖然有蓬勃的商業活動，但缺乏商業革命，所以沒有產生西方式的文藝復興。道學家除了有別於佛老的世界觀之外，也對政治涉入頗深：「他們都因對時局的意見而受到檢舉，他們所提倡之個人道德性格包涵著一種『反對派』的意義，只是他們以含蓄的態度表現，不公開活動罷了。」從這裡可以看出朱子等道學家的政治活動有些類似近代的反對黨，但在專制君權之下，不能對君權作根本地制衡。
朱子要「格君心之非」，多次上書孝宗，措辭之嚴厲，甚至引起孝宗的憤怒。朱子的主張雖然無法進入政治核心，但他的經世致用(外王)事業，可以在政治不是那麼敏感的地方實現，例如通過道學網絡並結合當地富戶，在閩北建寧地區創立「社倉」(五夫社倉)，成效卓著，並獲得孝宗支持推廣到全國各地。朱子還致力於組織書院、祠廟、鄉約，透過這些介於政府與家庭之間的社區組織(宋代的公民社會)，朱子在和其他道學家的競爭中取得領先的地位。
二、朱子的政治活動
照朱子一貫的思想，從格致誠正開端(為己)，一定是要到治國平天(變天下為有道)，他的學說才能落實，得君行道，如王安石受知於宋神宗，應是朱子心中的盼望。朱子為官九年期間，他所涉及的都是敏感尖銳的問題，如恢復、軍事、用人、財政、刑獄、荒災、正經界等等，朱子並不是只有「知」，他強調的是「行重於知」，作為一個地方官員，他比一般官員勤奮，如知南康軍時，當地發生旱災，他以過人的精力寫下數以萬計的奏狀、札子、榜文、布告，還制定了一套嚴密的救災措施，使南康軍百姓渡過一場大災難。他的賑災之法受到其他人推廣到各郡，也受到朝廷的嘉獎。
朱子對各種治國問題並非只是「觀其大略」，這和他的格物思想一致，朱子說：「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當理會者極多端。」(朱子語類卷14)前段所述政事不可能書上都有記載，只有孜孜不懈才能通於事理。
朱子多次上疏，除提出對政事的主張外，主要是藉此「開悟君心」，使君王虛己、納諫是頭等重要的事。朱子說：「天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語類卷108)朱子在上疏中也提到：「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晦翁學案)從這些文字來看，朱子下得重，歷來臣下對君王的進諫，即使是魏徵之諫唐太宗，也未必有這樣的嚴厲，但朱子也只能如此而已。
士大夫對君權的抑制基本上是無力的，要不要察納雅言，完全取決於君主，幸好孝宗是明君，雖未能全盤採納朱子的諫言，但朱子的連續上疏也未被下罪。專制帝王當然不願臣下的指指點點，到了寧宗，就對朱子感到不耐，令朱子離開朝庭，不久，反道學集團將道學集團扣上「偽學」的大帽子，在59人的名單中，朱子在4位大臣之後名列第5。
余英時先生認為宋朝道學家所謂的「轉向內在」之說不可信，不然如何理解道學家在孝宗、光宗、寧宗三朝權力世界異常活躍的現象?余先生指出，朱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政治性文獻，如「論時事出處」之文，在論學中也常論及時事出處，相當數量的奏札、封事，反映了朱子的政治主張。
朱子想以「道」來限制「勢」，所以強聒不捨，但他也知所進退，朱子說：「聖人顧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語類108卷)在主和派當朝的期間，不願再出仕，轉而投入學術、教育工作，在政治上之「失」，反而是朱子學術上的「得」。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朱子不認為治平之事只能是君相之事，朱子說：「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邪?」(答江德功) 離開政治中心，固非所願，但還有他方世界可以徐圖。
三、朱子的外王思想
在四書中朱子最看重《大學》，所投入的心血正如司馬光之於《資治通鑑》，《大學》是為學的綱目，入德之門，也可以說是先樹立一個大規模，然後再次第展開為學的過程。朱子認為《大學》的重心就在三綱中的「明明德」「新民」兩句，「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語類卷15)明明德是為己，新民是為人，但兩者不可分。而格致誠正修身是下工夫，不透過此工夫，就無法達成明明德的目的。
朱子將古本的「親民」改成「新民」，新者革其新也，在古書中也可找到根據，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民主要是教化之事，推其極是要止於至善。王陽明不滿朱子將新民與明明德視為二事，陽明堅持明明德以親其民。陽明對朱子將二者分割成兩截，未必合於朱子的本義，在朱子看來，二者看似兩截，其實是整體的一部份。
對於改「親」為「新」，引起徐復觀、牟宗三等先生的熱烈討論，徐先生認為孔孟荀都主張養重於教，對於教的提倡(新民的濫用)，可能成為專制者壓榨人民的工具。牟先生則強調正德與利用、厚生的分際，明明德只能在道德領域，而一旦進入政治領域，親民才是最高的原則。
在程朱之學成為明清兩代的國家意識形態之後，官方作之君作之師，的確會帶來專制的禍害；而在近代的專制及威權體制之下，個人的自由也因此而被限縮。但這個問題在民主體制已確立的地方就不再成為問題，兩位先生都以民主政體作為化解儒家理想與專制獨裁之矛盾的活路，所以現在既已開出此路，新民不必再看它的消極意義，反而更應從極極意義來看。
《大學》八目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朱子說：「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據朱子「理一分殊」的哲學，八目一貫，前五者是內聖之事，後三者是外王之事，但前後僅為論理上的次序，所以朱子又說：「自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一個塔心，四面雖有許多層，其實只是一個心。」(語類卷15)
內聖外王一貫又如何是以修身為本?正人須先正己，朱子引孟子之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余英時先生認為內聖外王是一連續體，整體貫通必落在外王的追求上，這是一個秩序重建，這個秩序不專指政治，也可從家庭開始。
關於內聖外王，朱子還可能要面對一些疑問：
1.蔡元思問：如八目必待一節一節做過，沒世窮年也做不完。朱子說：「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語類卷15)朱子指的是在什麼位子就做出相應的事，即使身未修家未齊，無礙其參與治國平天下之事。
2.問：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新民在他人如何做得到?朱子說：「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語類卷14)從這裡可以看出，新民以教為主，是外王的層面。
3.問：新民如何讓他人也止於至善?朱子說：「若使聖人在在上，便自有個處置。」又問：孔子歷諸國，但春秋之民也未止於只善。朱子說：「此只是說理，理必須如此。」朱子之意似以為聖人在上可以解決至善的問題，但孔子是「素王」仍必須君王實行夫子之道始得，但在理上應是如此。
四、儒家理想與專制政治的背離
徐復觀先生認為儒家的公天下理想與傳統的專制政治，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背離，這是傳統中國政治不可解的糾結，也是傳統知識份子最大的悲劇。要結束悲據，就是要向民主轉進。儒家的道德理想，可使民主獲得道德的基礎；民主政體則是儒家道德理想的進一步落實，也就是民主成為新外王。
徐先生指出「道重於勢」，這是極富價值的傳統精神，但現實上是「勢不成比例地壓過道」。歷代大儒何嘗不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現實的專制政體橫梗於前，所以只能「格君心之非」，即使出諸嚴厲口氣如朱子那樣，也終無法克服君尊臣卑的格局。不過在此當中，亦非曲學阿世或一切不當為，如果是這樣，就不成其為儒者，就不成其為人民的良心。
現代學者常將政治視為一獨立的領域，與倫理學應嚴格區分，照著這個理路，中國內聖外王之說不能成立，徐復觀先生的民主奠基於儒家的道德理想之說也不能成立。實則現代政治雖有其自主性，但無往不受倫理(道德理想)的浸潤；倫理雖極力想護住自己的完整性，但政治力卻也無所不在。德儒哈伯馬斯(J.Habermas)認為現代公民社會的危機之一是，政治過度地滲入公民社會，使得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萎縮，從這個觀點來看，倫理還有待發皇，說倫理不當地介入政治領域實屬多慮。余英時先生說倫理與政治在現代社會的關係是「相關而非相掩」，這個說法頗中肯。
徐復觀先生的民主須奠基於儒家道德理想之說，以今日政治現實來看，更能突出其前瞻性；不過問題在於，如何以儒家倫理來對治民主社會的沉痾，須以具體內涵來呈現，儒學面向新時代須有相應的的具體實踐。
牟宗三先生認為中國有道統沒有政統，道統實以內聖之學為核心，此即道德宗教的本義。政統另為開出，但不應介入生活領域(如五倫關係)。牟先生的不介入之說恰可針砭現代政治對生活層面的無孔不入，但五倫是否不必受民主觀念影響仍待商榷，例如芬蘭學生直呼老師名字(不帶姓)，體顯民主精神，可以當普世準則嗎?
牟先生又說：「理學家對於歷史用心不多，不能將其提鍊之本體引用於歷史......而在道德判斷中所表現之理性本體，亦以理性本體之停止於知性之抽象階段中，尚未至恢復其為踐履中之具體的理性本體，此即道德理性在此方面，未能真正復活而自見其自己。」(政道與治道)牟先生是以理學家無法克治家天下之大私，而有是言。歷史無法真實化當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牟先生所引領企盼的民主政體在台灣也已確立，但如此就能如牟先生所說真實化歷史嗎?
道德理想不停留在抽象的階段，須有真實內容以實之，此即儒家在公民社會的實踐問題。
五、儒家在公民社會的實踐
世變事異，傳統中國有其難治的課題，徐牟兩先生也有其切膚的感受，所以儒者如果還抱殘守缺，不能抓緊時代的脈動，在公民社會必然缺席，儒學也無法在今日繼續昌明。
黃宗羲「原君」對君權的批判，在專制時代已經發揮到極致，雖然民國以後已經沒有皇帝，但孫中山先生卻說多了許許多多的小皇帝；現在也一樣有許多小皇帝，─無良的資本家，毫無社會責任的資本家。以黃宗羲的批判精神來看，現代的儒者不能無視這種道德理念被摧殘的窘境，「原君」說：「我(君王)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這個「我」用「壟斷資本家」來取代，恰適合於今日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朱子所處的時代公民社會只具雛形，但朱子卻已然成就了現代公民社會所不易完成的事業，例如成為道學集團領袖，在今天就是反對黨黨魁；組織書院、鄉約、社倉等事業，在今天恐怕也只有宗教團體才辦得到。社倉事業以低息或無息貸出穀物給民眾，在當今世界類似孟加拉的尤努斯(M.Yunus)所創辦的微型貸款銀行，尤努斯還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朱子不是只有「修己」，更看重的是「安人」，這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沒有必要把他局限在靈修導師的地位，更要緊的是應突出作為一位具魅力的社會、文化運動導師的地位。葛蘭西提出「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概念：有機的實質是指，知識與大眾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有機知識份子的使命在於提高人民的覺悟，所以須具備組織與動員大眾的能力。朱子從未和大眾脫離，也在大眾之中建立起引導者角色的地位，所以朱子在現代稱之為「有機知識份子」，誰曰不宜?
儒家在公民社會中突出其道德理想這一核心價值，當然會要求國家元首或高級官員具備更高的道德標準，但這樣的要求可能會被打成汎道德主義或者當政者根本不予理會。那麼什麼方向可以讓現代儒家有所發揮?在一個拜物社會裡，儒家以仁為本的思維，是很好的解毒劑；為成長而竭澤而漁的經濟，儒家的生生哲學剛好是強烈的對比；貧富日益懸殊的社會，讓儒家的恤民主張受到肯定。
上述諸層面，在朱子思想的理論與實踐中都可以獲得珍貴的啟發。朱子的外王(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格致誠正，對於社會中的物欲橫流，怎麼可能看得下?在朱子當時就曾因朝廷豪奢的營建而提出諫言，如果是現在看到到處充斥著大而不當的建設或活動，如台北的花博，怎能不痛心疾首?朱子喜好到鄰近地區尋幽訪勝，大自然的美景對朱子的學思很有幫助，反觀今日，自然成為商品，朱子的後學能夠接受嗎:
朱子說恤民是天下第一要務，用現在的話來說是「苦民所苦」，賑災，社倉是朱子具體的實踐，基本出發點是不忍人之心。王安石的青苗法在增加國庫收入，人民未受其利反蒙其害；社倉以紓解民困為出發點，才能獲致成功。陳亮對社倉不感興趣，在他看來應由市場來決定，可以說是站在商人、大地主立場，如果照陳亮的思路，現在民間的慈善工作恐怕是多此一舉。朱子從恤民觀點出發，在宋代是一個成功的NGO典範。
就現在最夯的核電議題來看，不管是燃煤還是核電還都是不正當的人欲作祟，才有此需求，照朱子天理人欲之說，今之儒者容得下這樣怪獸嗎?
朱子思想中收斂性的傾向，也許在公民社會中較難引起共鳴，但朱子激勵人心的外王思想，在一個被扭取的公民社會中應會受到高度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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