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碧樹──
2011 年八月武夷山『朱子之路』感懷
張琴
八月底，帶著玩賞名川的期待與輕鬆，我趕赴福建，與台海兩岸的師生共聚武夷。循著朱熹老夫子的生活與治學軌跡，我們由五夫鎮之朱熹故居紫陽樓輾轉至江西鉛山之鵝湖書院，再返歸建陽之朱熹墓。雖然事先對此次旅程做了資料上的溫習與預備，但當武夷精舍、鵝湖書院、考亭書院等這些沉寂於「故紙堆」中的名詞驀然以一種不可言說之久遠而深邃的姿態展現在眼前時，我依然被震撼了！
八百八十年前的人物、八百八十年前的陳跡，混合著新的空氣、新的土壤、新的血液、新的風向席捲而來，如同一陣陣奔湧不息的巨潮衝擊著我的視覺、思想與靈魂。如同時光重現，但又不僅僅是重現，那是我腦海中的印象與如今幾經滄桑變幻而凝固之歷史的結合。天游峰、九曲溪、寒泉精舍、古老的香樟樹，所有這些景物從八百多年前的歷史畫卷中走來，呈現給我一個動態、發展的生動圖景。所有這些認知使得史料中稍顯乏味與乾癟的朱熹形象慢慢充實與豐滿起來，而在這一路上，我似乎時時能夠瞥顧與觸摸到他的身影。
朱熹的學說影響了中華文明與民族精神達七個世紀之久。朱熹於晚年飽受黨爭所帶來的迫害，其思想學說曾一度被斥為偽學。在其逝世的數年後，又被抬舉為聖人。朱子學也被尊為正統道學，從而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殊榮。而後七百年間，朱熹從一個活生生的人物被刻意抽象、神化為一個供世人奉養膜拜的泥塑木雕。有時候，人世間的成熟與壯大並不一定代表著昌盛，反而意味著凋零與衰亡。一種偉大的思想理念在流傳中往往會偏失它原來設定的軌道而被迫走向反面。隨著朱熹理學的意識形態化與官化，朱子學慢慢失去它本有的光彩，逐漸變成僵硬而生冷的教條，甚至成為權威者「殺人」的工具。可以說，朱熹的真精神、真靈魂隨著其生命的終結就已然消逝。那樂在道德躬行，那用自己的生命去履行理想，那為鳶飛魚躍之活潑而喜悅的靈魂返歸併永遠縈繞徘徊于這生長於斯、老死於斯的山水間。
朱熹就如同一塊豐碑，矗立於延伸傳承了數千年的中華文明之路。七百年的顯赫使得朱熹成為中國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偉人。如果說朱熹造就了歷史，毋寧說歷史造就了朱熹，而同時朱熹也成為我們認識與觀照那段歷史的鏡子。如果說理學所獲取的巨大成果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高峰，那麼朱熹就是站在這峰尖子上的人物。理學之肇興有著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文化背景。唐末至五代時期為中國歷史之低谷，這種低谷不僅表現為社會政治生活的靡亂，也表現為思想上的貧乏。理學的崛起始于宋初，最初呈現為偏重于教育的師道運動，隨之而起的是學校與書院的萌生。在文明的廢墟上重建儒學義理以抵制佛教的虛無出世學說，理學的最初姿態無疑是積極進取而令人振奮的。
錢穆先生曾論兩宋學術雲：「宋學精神，闕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宋代的政治經濟改革舉措在宋初體現於范仲淹宣導的慶曆新政，中期更有掀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之革新巨潮的熙寧變法。而集先秦乃至北宋諸儒之大成的理學巨擘──朱熹的成就不僅僅體現於其「綜羅百代」之學術義理創通上，更因他興教育、建書院，引領了宋學之精神並深刻影響了中國思想文化之精神的傳承。
朱熹理學乃先秦儒學之重光。朱子與孔子的一生也是極其相似的。二人皆生逢亂世，滿懷理想卻不為世所用；二人皆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以君子、仁者自我期許與勉勵，以傳道解惑為畢生事業，以堅忍的毅力與高遠的風華將儒學精神傳遞給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朱熹曾寫作一個楹聯曰：「學成君子，如龍虎之為變而麟鳳之為祥。德在生民，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朱熹強調通過居敬窮理的內外修省而學成君子，這種氣質之變化就如同蒼龍之行雲布雨、猛虎之雷厲風行。修身功夫的養成不僅帶來內心的祥和寧瑞，同時君子德行的發用施為也澤被與利益眾生。朱熹這樣寫道，他也正是這樣實踐的。
朱熹的一生，七十又一年的生命歷程也正是體認天理、躬行道德的一生。朱熹從少年失怙而求學開始，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治學道路與人生歷程。從早年懵懂志趣佛老而優遊山林到立志弘揚儒學而「常惺惺」，從遊學九州慷慨長歌到講學論道精舍雲深。朱熹的理學思想在晚年逐漸成熟，正如其自言：
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無非這理。
如果說早期的朱熹在求道之路上歷經了彷徨困惑到窮舉力索的階段，那麼晚年的朱熹已超越了自我，呈現出另一番境界與氣象，就如同武夷的天光雲影交相輝印，洋溢著一種豁達從容的高遠風華。義理上臻至化境的朱熹對待指責與謾駡也不再悲憤，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我窮初不為能詩，笑奈吹竽濫得癡。
莫向人前讓分雪，世間真偽有誰知。
誠然，世間的真偽、是非、善惡不在於一時的沉浮升降，而在宇宙極處，在天道之隱微深邃裡，在人心之靈明瑩澈中。晚年政治上的淒涼並沒有影響朱熹積極樂觀的精神。朱熹晚年的著述尤其繁多而精煉，如其臨終前所自述：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履薄臨深」般的敬畏是朱熹對理與天地之心的虔敬與尊奉。這種「敬畏」體現於外在的行動就是對於禮樂的實踐躬行，展現於容貌辭氣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這種終極的敬畏也使人們能夠達成內心的安寧，體認仁者的智慧、仁者的和樂與淵靜，並在此敬畏中優入與天地相參贊的精神聖域。
「昨夜西風凋碧樹」，這個詞句似乎可作為理學在近現代意識領域之遭遇的寫照。經過西方啟蒙思潮，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理學已全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儒學這棵支撐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精神脊樑的古老碧樹在「西風」的摧折下似乎已然進入了蟄伏的寒冬。審視近百年來中國人的思想境況與所遭逢的文化困境，我們祖先所講述與傳承的東方智慧正遭到現代社會的冷遇和遺棄。中華民族到底要以何種姿態，何種精神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儒家思想對於全球化歷程中的中華民族之雄起將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先秦儒學與理學對創建和諧社會能夠提供何種理論支持與依據？
我沉思著，站在紫陽樓前那株已八百多歲的古老香樟樹下，仰視那久經風霜卻依然蒼翠繁茂的枝葉，遙想著先哲親手種下這棵樹時曾有過的期許，心中不禁泛起陣陣漣漪。扶著樹幹，我的思緒時而飛遠，憧憬著先聖的那份風流、那份慷慨、那份從容、那份激越、那份沉靜、那份活潑。顧炎武先生的一句詩句湧上心頭：「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儒學或許就如同這棵香樟樹般，在中華的這片土地上深深紮了根，和這方天地與民眾水乳交融，它已經滲入了我們的血液，於中華民族之命脈刻下無法泯滅的印記，只等著冬去春來的時節而重放光彩與香華！（張琴：浙江大學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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