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起源及其精神
作者：葉沂
「我們理解到只有人民長期的犧牲，我們才能獲知普遍的真理和普遍的理想，因此得到一個結論：人民是我們的債主，我們可以辯論債務的大小及償付的方式，但此一債務重壓在我們的良心上，我們必須償還。」
──Mikhailovsky
1.「知識份子」的起源
儒家曾給士人嚴格的定義來規定其性質，成聖成賢是作為一切言行的判準，若採取嚴格主義，儒學必須接受嚴厲的批判，因為在這一傳統內出現了鬆散的樣型，直是對創教者的背叛；現在我們把儒家的嚴格主義直落到周遭，大概創教者要感嘆，「非吾徒也」，整個市場紛然雜陳，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如果嚴格主義下的儒者稱為知識份子，那麼他畢竟德孤道寡。
然而知識份子這一名詞卻有其外國來歷，「知識份子」一詞現今被鬆散地界定為受過相當教育者，或者進而提昇至嚴格主義下的定義，但這都是以旁代嫡，固然約定俗成謂之宜，但它的本源若具永恆價值，就必須重新「正名」。
「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這一詞源於一八五○年代左右的俄國，透過屠格涅夫的小說而獲得廣泛的流傳。知識份子並不是一個階級，知識份子的出生品類龐雜，絕不能以粗鄙的利益團體來看待。
貝爾查也夫說：「知識份子有類似修道院的儀止，或如一宗派，有其極不寬容的道德觀，有其自己的風俗與傳統，甚至有一自己奇特的外表，他們的結合是藉著意識形態，藉著觀念，而非職業或經濟團體來結合。」這麼一個超越階級的種屬完全不類於西方社會的階級，在西方普羅與貴族間有一布爾喬亞階級，布爾喬亞提供了知識階層一支柱，但俄國的知識份子是格外疏離的，他們的激進主義與統治階級疏離，受過若干教育成了農民階級的界外人，在這邊際的懸盪當中，他們義無反顧的朝向遠方的景物，而不眷戀周遭的一切，這一階層只能以自我意識來定義，他對政治社會系統採一特殊的態度，此一態度充滿不妥協的敵意，其敵意以各種形式來對抗沙皇的官僚制度及其一切。
任何憤怒的聲言，保守派往往都將它解釋為體系內之無法調適者，如美國學生運動之遭受誤解即為一例，沙俄時代的知識份子並非無法在體系內獲致利益，只是他們放棄罷了。從彼得大帝以來，有才能者要進入統制階級是一件容易的事，沙皇的忠僕，許多將軍和大吏都出身寒微，而總的說，知識份子的出身高過寒微的農民。
2.「父與子」
在世界文學史上，俄國文學展現了最奇特的面貌，它是衝破當時低沉空氣的唯一方式，是自外於體系而仍想服務人民的最好方式，這是一八四○年代沙俄的情形，這是屠格涅夫筆下「父」的時代。多餘的人──普希金筆下的奧尼金，屠格涅夫的羅亭，他們自外於當時的社會，不能有正面的行動，他們焦躁、憂鬱、沉悶，但畢竟是多餘的人。到了六十年代以後「子」的時代來臨，這時候的人嫌惡「父」的時代，嫌惡那時代所標榜的高尚理想，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以及半調子的自由主義者舒適的生活。四十年代的英雄普希金這時候成了垃圾。雖然兩代間有這麼大的裂痕，但是兩代間的傳承仍是有跡可尋的，昔日播下的種子，才有今日的結果。
多餘的人是一過渡，要過渡到有用的人，四○年代所產生的精緻文化是次要的，知識份子更迫切的要投入一狂飈運動，這一運動充滿著救贖色彩，早在十八世紀拉吉希柴夫即說：「我的靈魂因人類的痛苦而受到傷害。」俄羅斯知識份子深深感染了這種性格，也注定了宿命的悲劇。
3.瘋狂的救贖
知識份子所享有的一切利益都是可恥的，不合邏輯的，他們要償還對人民的負債，於是夢裡也瘋狂的編織償還人民的樂土，在這瘋狂的救贖底下，知識份子提出了革命主義的崇拜，革命的戰鬥員是最大的英雄，知識份子的任務便是學做這些英雄，雖然他們也知道英雄未必刻上他的名字。沙俄的知識份子的歷史是一英勇的史詩，它要直到專制政權消滅為止，他們無所選擇，暴力乃是最好的方式，即使是溫和派雖不贊同激進派所採取的手段，但他們會自慚自己的退縮而採取同情的態度。
宗教的狂熱佔據了知識份子的整個心靈，這由下列事件相激相盪而成：沙皇的迫害，加深了原始的怨恨，及與其他社群的隔離。知識份子無所依傍而產生對彼岸的嚮往，並且固執於罪惡的救贖，這些都驅使著知識份子變得極端不能容忍。革命是無妥協的，知識份子的啟示使命，不容他們的理想有所分割，因此革命的浪漫主義輕蔑小家子氣對人民生活的改革，改革既存的社會秩序或認同於既存的秩序，都等於是沙皇的支持者。
巴枯寧說：「毀滅的熱情亦是創造的熱情。」詩人們要在荒塚中看到國家的新生，這個新生也許會姍姍來遲，但就站在這一基礎上，一切切的新生終究要獲致完全的發展。這是沙俄知識份子的彌賽亞的思想。
4.道德的功用主義
為追尋一地面的上帝之城，即使是魔鬼的手段也不得不使用，知識份子的將來如同籌碼押在斷頭台上、黑牢裡、或者是遙遠的西伯利亞，對這些不確定因素的排除，必須有一革命的道德，七十年代的革命道德論者──尼察也夫與巴枯寧在「革命家問答書」中，提出革命家的特性：
「革命家是注定受難的人，沒有私人的利益、沒有俗事、情感、家累、財產、甚至於還沒有自己的名字，他的存在，只為一個目的、一個思想、一個激情──革命。……，他是現世的不兩立敵人，並且對它不斷的只抱著一個目的即毀滅它。……他藐視輿論、他憎惡及藐視他的時代的社會道德和該道德的動機與表現。每件事，凡促進社會成功者，就是道德。」
尼察也夫的主張，要等到三十年後才找到理論的最佳闡揚者和實踐者──列寧，列寧的職業革命家的道德觀即脫胎於此。這是道德的功用主義。知識份子不能接受虛無飄渺的東西，功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減輕人民的苦痛才是有用，精神無獨立的領域，一切藝術、文學、哲學都要朝向這個政治社會的目標，想像的文學，美的文學是一奢侈品，在沙俄那麼落後的社會是不應該出現的。屠格涅夫借虛無主義者巴札洛夫說：「當飢餓時要把一片麵包塞到嘴吧，這不需要邏輯，那些抽象東西的目標是什麼？」知識所關心的是有用的東西，這在艱難的時代是必須的，但是在問題解決之後，須有新的相應之道。
5.「到民間去」
五○年代的赫爾岑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要直到七十年的中葉才有大規模的到「民間去運動」這便是民粹主義，成千的青年男女裝扮成農民模樣到鄉間去，宣傳革命的理想，或者是農民的切身福利，但結果並不受歡迎，隨著警察的逮捕而煙消雲散，這是民粹主義的狹義定義，是走出城市、走出學院的平民運動。知識份子的運動，廣義的說亦是一民粹主義，人民對知識份子自始即充滿著神秘的、令人敬畏的意味，但知識份子對「人民」的感情卻是相矛盾的，知識份子敬愛人民，但卻不信任人民（主要指農民而言），認為人民身上充滿著反動的色彩，車爾尼雪夫斯基說：
「人民大眾不曉得國家中所發生的事情，不關心它將變好，或變壞，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物質利益，大眾的漠不關心是使政治生活的迂腐觀念成為可能的一主要因素……大學是政治、外交的活生生的實驗材料，統治者告訴他們怎麼做，他們就只有服從。」
面對著知識份子要解放的對象，而他們竟然背叛了，屠格涅夫借著巴札洛夫說：「即使我為貧苦的農民扯破皮肉，他們也不會感激我的。」這雙重情感，盧騷曾正確的表示，人民當作全意志是善的，但他們不曉得善在何處，我們須教導人民，使他們知道善的真正面目。離開人民，便是離開救贖，知識份子和人民的隔絕，造成知識份子的悲劇，這是兩群不同地面上的人，而弔詭的是知識份子先天的擁抱人民。
沙俄時代的知識份子素具的不寬容的道德觀，彌賽亞的啟示，與整個社會的決裂，一步步的逼迫他們走向千丈深淵，在黑黝黝的深淵裡顫動著一絲光明，彷彿是但丁看到他的愛人比亞翠斯一樣。在俄國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前的知識份子，也是今日我們所習稱的「知識份子」的原始意義。
每年初秋，成千上萬的新鮮人湧進花木扶疏，庭院深深的大學校園，開始在人民的犧牲下，追求知識，是否也應同時深切反省「知識份子」的真正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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