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怎麼看《蟹工船》?
作者：葉沂
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像希臘災難預言家卡珊德拉預告著資本主義的發展，1929年問世，剛好預告了長達十年的世界大蕭條；2008年《蟹工船》在日本大復活，則是和資本主義陷入第二次蕭條同步。單是08年《蟹工船》在日本的銷售就超過60萬冊，漫話、電影、舞台劇也紛紛出籠，在一段時間主流媒體如報紙、電視也高頻率地報導《蟹工船》小說及其所帶來的時代義。大致上這一本先前被視為嚴肅小說，每年平均銷售約5千冊，現在一下子復活了過來，這固然和媒體的推波助瀾有關，但根本地，《蟹工船》所描述的惡劣勞動情境，在現代日本以新的形式再現，這之間驚人的相似性正是小說風靡的主因。
日媒調查，有51%受訪者認為現在的工作情況和《蟹工船》相似，這一相似性來自於日本社會自以為傲的均質社會的崩解，隨著全球化的開展，日本越來越貧富不均，形成所謂「差距擴大的社會」或者出現「窮忙族」、「失落的一代」等現象，派遣工等非典型就業占年輕人就業的三分之一，在這種苦悶、找不到出路的窘境下，《蟹工船》成了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及令人窒息的當代文化的象徵。
在堪察加半島附近海域作業的「博光丸」捕蟹船是數量眾多的捕蟹船之一，這些船都是破船，既不是航行船隻也不是工廠，幾乎是無法可管。螃蟹加工外銷是當時日本賺取外匯的兩大水產品之一，因為有利可圖，所以即使再酷寒的氣候及隨時可能遭到蘇聯船艦驅趕，在這海域作業的捕蟹船在20年代一直熱度未減。
遠超過體力負荷的工作量還不是最大的痛苦，監工及打雜總管，如影隨形地揮動棍棒，稍有怠惰就受到凌虐；在監工眼裡，產量遠比工人的命更重要。工人受不了這種比奴隸還不如的工作條件，最後形成了共識，就是要團結、要罷工，在工人領導逼迫監工改善後，監工利用空隙召來日本護魚的軍艦，不用說抗爭的領導者被押往軍艦，整個事件以失敗收場，但在小說的尾聲，作者指出，不能只有領導者出面，而是所有的漁工都要挺身而出，到那時勝利就可能到來。
這是一本東方無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作，明顯的反資反帝色彩，當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眼中釘，難逃被查禁的命運，小林多喜二也遭到日本特高凌虐致死。戰後日本很長一段時間這本小說成了眾多經典小說的一本，似乎已無法激起熱情。在中國大陸，這本小說卻是左翼文學的一大靈感來源，出版後即得到鲁迅等左翼作家的高度好評，小林之死，魯迅曾表達沉痛的哀悼。夏衍的《包身工》或多或少可以看到《蟹工船》的影子。數年前中國大陸、韓國搭著日本《蟹工船》旋風，這一本小說，也曾被熱烈地討論過。
在台灣，文學從來只是聊備一格，不可能成為主流媒體的議題；解嚴之前若有譯本恐怕也不見容於威權政府，08年之後有中譯本問世，但只是小眾有興趣，時報曾有評介文章。台灣的冷漠對比於日本的熱烈可能的原因：《蟹工船》是日本本土經典，台灣人當然會覺得「遙遠」，不過台灣並不是沒有經典勞動文學，如楊逵的《送報伕》刻畫資方對底層勞動者的剝削，楊青矗的《工廠人》最早寫到當今派遣工悲歌；這些文學經典只能供奉在學院裡，不能表現出小說想要突出的改變社會的力量。可以說台灣文學社群努力不夠，無法將文學中的時代、社會的重大議題提升至媒體注目的焦點，這當中最欠缺的是歷史與社會意識，脫離了這兩個重大支柱，就很難看出帶有使命感的時代文學。
到底什麼樣的內涵能激起日本人的巨大回響? 《蟹工船》對台灣有何啟示?日本每當重大社會議題發生時這本小說就會再被抬出來，差異性社會、嚴苛的勞動條件、食安問題、隨機殺人事件等等，這些議題在台灣不是也耳熟能詳嗎?但我們不會想那麼多，遇到無良資本家我們大概只會想到卡通《海綿寶寶》的蟹老板，這種老板睡覺也要數鈔票才睡得著；賣油的大賺黑心錢，在《蟹工船》裡這樣說：「資家唯利是圖，當真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像兔子般跳動的浪頭預告海象惡劣，但也須出海，眼睜睜看著附近載有四百多人的船隻沉沒而見死不救。固然奴隸般的工作不復見，但資本家的無良，多了偽裝，多了官方的護身符，給予勞動者的只是其利潤的一小部份，試問全台受薪者有41%月入不到3萬元，當中不知有多少勞動者的血汗成果進入資本家的口袋?
「差距擴大的社會」是口號，是現實，對當權者來說很無感，對當權者的抗爭也成了狗吠火車。在《蟹工船》的年代，資本家為了利益，把開赴極冷水域作業也和「為了日本帝國」扯上關係，小林多喜二在當時應是受到列寧的影響，認為資本主義在最後階段就是和帝國主義掛勾，所以他認為日本過去所發動的帝國戰爭都是少數資本家在幕後唆使，其他理由不過是藉口罷了。要將反帝和勞工運動連結起來很不容易，日本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在年輕人中也不易有太大的回響。但是如果不了解帝國主義的脈動對今日勞動者的處境就不能有深層的理解：台灣加入歐美國家主導的貿易體系，扮演代工者角色，利潤本來就有限，在資本主義下行時，勞工會被更嚴重地剝削。這個先天格局之外，農業門戶洞開，導致農民生計日蹙；中低階服務業盛行，使得低薪成為常態，前者是加入WTO的後果，後者則受產業外移的影響，二者和帝國主義的資本移動脫不了關係。
在台灣勞資鬥法，政府是站在那一邊早已昭然若揭。靠現行的法律、親資方的政府，勞工不可能獲得權利的保障。《蟹工船》中的工人在忍到極點之後，以罷工來反抗，但護航艦不是保護勞工，而是站在資本家那邊，「說什麼日本帝國軍艦，講得那麼好聽，還不是富豪的爪牙，哪會站在國民這邊啊。」說到底還是要靠自己，「和我們站在同一邊的只有我們自己。」勞工如果沒有形成集體談判的力量到頭來會被一一擊破，即使上了法院對勞工來說也不是有效的救濟。
勞工意識自然而然地發生，眾人在連自己也沒有察覺下，產生了意識的變化，「它開始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反抗的情緒深植於眾人之中。之前遭受極為苛刻的勞力壓榨，反而是造成一切的重要根據。」不過在現代無形的壓迫取代有形的壓迫，勞工意識的形成恐怕很難，即使形成也因過於分散，而不成氣候，但先進國家的抗爭經驗擺在眼前，一個公民運動通常從無到有必須經過漫長的時間。
勞工成為資本家的魚肉，在勞動運動的先驅者會認識到這是生與死的問題，默默地承受會再現《蟹工船》一開頭所說的「喂，要前往地獄囉！」的恐怖景象。勞工運動的主體是勞工自己，他們可以一無所懼，不必太多算計，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反觀體制內的學者、文人也許只有幫腔的分，真正遇到問題時就會龜縮起來，但也不是說學者、文人一無是處，他們須成為社會的良心，而不是冷漠的看客。
窮忙族、食安問題已經整年占領媒體版面，如果《蟹工船》對這些有什麼啟示，那就是唯利是圖的老板的嘴臉，和《蟹工船》的老板，竟然如此的神似。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雖然不能改變社會，但在這裡，苦悶，無望的年輕人也許可以找到宣洩出口，在慘澹的人生之中還有希望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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